孙中山在无可奈何之下，不得不又从广东回到上海，陷入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彷徨的困境，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困难的时刻。

就在这时，患难见真情，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他在它们的帮助之下，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特别是护法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从而认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真正的革命力量，并发现他所建立的政党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他还认识到，革命只能依靠那些最迫切要求解放的人，即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要救中国，只有向列宁学xi，联合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

更使他感到欢欣鼓舞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就宣告废除沙皇与其他各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外国的一切特权，表示了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友好态度，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苏维埃俄国又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重申废除沙皇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放弃各级特权，还提议在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缔结中俄友谊条约。因而，他更加密切注意和研究十月革命的发展及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政策。此外，还想派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去苏俄学xi，为此，他特地聘请了俄语教师。他的联俄主张以及学xi俄国的愿望，通过与苏俄代表、记者和使节的通信、会晤和恳谈，更加坚定。

1920年秋，孙中山在陈独秀的介绍下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使者吴廷康(即维金斯基)。吴廷康介绍了俄国和俄国革命的情况，而孙中山考虑的则是如何将刚刚从盘踞广州的反动桂军手中解放出来的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国斗争结合起来?同时建议在海参崴设立大功率电台，使苏俄能够和广州联络，但这些建议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在孙中山第二次建立政权于广东后，一边积极地准备北伐，一边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并注意研究十月革命后苏俄成功的经验。1921年8月28日，他在答复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件中，介绍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情况和自己的艰难遭遇，要求同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联系，以便了解它在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同时还提出了今后通信联系的意见，这表达了孙中山要同苏俄建立联系的迫切愿望。

在与苏俄进行通信联系之前，1921年6月3日，列宁委派共产国际正式代表马林先到上海与国民党总部建立了联系。年底由张太雷陪同到广西桂林会见了孙中山，通过三次长谈，双方交换了有关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情况，并讨论了建立中俄联盟可能性。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由于孙中山将苏俄之新经济政策误解为同他主张的民生主义是不谋而合，因而赞同联合苏维埃俄国.而马林则在研究了中国政局以后，便向孙中山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点建议，“第一要进行中国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个政党要联合各界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第二，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⑴这使孙中山十分赞同，因而感到非常高兴。接着，1922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身份同孙中山谈判。4月，他在瞿秋白，张太雷的陪同下，由上海到广州会见孙中山达五六次之多，这次孙中山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苏俄的友好感情”，并“说明他打算同苏俄建立联系”。⑵如果说孙中山与苏俄建立联系到1922年仍有顾虑的话，那么，1922年6月陈炯明之叛变，第二次护法之役之失败则使他猛醒，他毅然决定以俄国为榜样以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同时对于中国国民党也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探讨了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组织建立联合战线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对于孙中山作了客观切实而又中肯积极的评价。

在共产国际及苏俄向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积极帮助孙中山探讨与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1922年初，马林在调查研究中国国民党的现状后，便向中共中央提出同国民党联合的建议，并主张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党内联合的统一战线。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作出了部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会后，马林即向孙中山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同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分别拜会孙中山，对他表示慰问和支持。特别是李大钊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和孙中山就中国问题进行谈论，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因而孙中山当即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并亲自为他主盟。紧接着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陆续加入了国民党。进一步通过宣传活动向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忠告，对于他们忽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缺点以及对他们幻想利用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的方法策略提出批评，指出“中国很需要一个普及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的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⑶

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会谈（油画）

这段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第一、二次工人运动高潮，并初步地开展了农民运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这些工人运动中吸收了经验教训，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革命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工农运动的发展也给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以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他们逐步觉察到工农阶级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力量，从而促使他们在思想上和革命实践的重大突破和转变。这也是他一生最伟大的转变。

1922年9月，孙中山便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了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以便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它成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9月4日，孙中山召开了研究改进国民党计划的首次会议。孙中山即席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马林应邀参加并讲了话。会议一致赞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并初步成立了改组工作的机构。9月6日，孙中山指定茅祖权、覃振、丁惟汾、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陈树人和管鹏九人为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国民党代表会议审议通过经过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改进案，并推举胡汉民为宣言起草员。12月16日，他再次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已起草的中国国民党改进案宣言以及党纲党章。这些都说明孙中山确已迈开了前进的步伐，踏上了正确的革命征途。

1923年元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中强调今后革命必须依靠民众力量，并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同时开始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这表明孙中山由于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帮助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政策上有了重大的改变，成为国民党改组的先声。紧接着，又公开了《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等，并重新任命了国民党本部各部部长。

随着国民党改组的步伐行进，孙中山与苏俄的联系亦越来越密切，终于1923年1月17日，由于马林、张继等人的斡旋，孙中山经与越飞(苏俄外交副人民委员，来华任特命全权大使)的直接会晤，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与建立军队，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后确立。同时也表明了孙中山丢掉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转而寻求国际革命势力援助的愿望。

在加紧北伐联俄联共的同时，孙中山为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于1923年元月4日发出通电讨伐陈炯明，结果，陈炯明很快被逐出广州退往惠州，2月21日孙中山由上海返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被推举为陆海军大元帅，重新成立了大元帅府。

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戎装照

孙中山重返广东后，一面积极准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一面指派蒋介石、王登云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问题。同时邀请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顾问来广州以帮助他进行革命工作。10月6日，他聘请苏联驻广州常设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具体指导和帮助国民党改组。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遵照5月份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专门讨论了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批判了马林、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张和张国焘的“左”倾关门主义，最终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其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同时12月25日又发出通告，要求全体党员积极帮助和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真诚有力的帮助下，孙中山加快了国民党改组的一切准备工作，1923年10月19日，他委派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组成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负责办理改组。同时又重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具体负责筹备国民党一大的问题。1923年11月12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并决定翌年一月召开国民党“一大”。

孙中山在革命的过程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吸取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工农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下，忠实于革命民主主义的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朋友，找到了真理，找到了革命的唯一出路。开始实现自己一生最伟大的转变。

1924年1月20日―30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即中山大学前身)礼堂召开了以改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明确宣称此次会议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并且按照新的革命形势，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通过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而取得的进步，显示了一个民主革命先行者的不断进步的高贵品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不仅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宣言》，而且还坚决排除与压服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如冯自由、邹鲁、邓泽如、林直勉等人的干扰与破坏，从而使国民党一大得以圆满完成。

根据孙中山的讲话精神，“一大”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指出民族主义一方面指“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另一方面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从而排除了大汉族主义的倾向；民权主义是指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所得而私也”，从而比以前民权主义有了更充实的内容；民生主义强调“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进一步主张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承认耕者有其田，从而使民生主义有了切实可行的内容。孙中山对于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是和三大政策联系在一起的，也可说三大政策是其灵魂，从而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这说明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理想的人民性成份增长了，而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接受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纲领。这比起他原来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确是更加伟大的进步。

正是由于国民党“一大”确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四个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会后，各省市国民党党部大部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骨干为主体进行了改组。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坚定地实行了自己提出的“以俄为师”的主张。由于事实的教训，孙中山逐步认识到组织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和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他不等会议结束便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指派邓演达等7人为筹备委员，并于28日指定位于广州黄埔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为校舍。后不久即设筹备处，积极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后在苏联及中共的帮助下，1924年5月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开学，以蒋介石为校长，自兼军校总理，廖仲恺为党代表，从而开始在军队内实行党代表和政治制度，成为国民党革命军区别于过去一切旧军队的主要标志。一批中共人员留校担任了政治工作和其他方面的重要职务。

孙中山在建立以军校为核心的新军队的同时，也对在广东的军阀部队进行整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黄埔军校

国民党的改组，不但推动了国民党本身的革命化，而且促进了全国各地工农组织和革命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1924年广州举行了工人代表会议，并决定成立广州工人代表执行委员会。7月，中共领导广州沙田数千工人反对英帝国主义之罢工取得胜利，并胜利组织了工团军。同时，农民运动也开展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开幕，同时，成立了农民运动讲xi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已初步显示了威力。

在全国工农运动渐趋高涨之时，孙中山还始终注重军事工作，特别是北伐的准备，并为此同北方奉系军阀及皖系军阀结成了三角同盟。想趁全国人民反直特别是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机会北伐，但历史事实又一次事与愿违。英帝国主义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见反对孙中山收复海关主权的活动无效，便在内部支持广州商团从事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广州商团，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为头子的代表帝国主义和国内豪绅地主及各种反动势力的反动武装。它在英国支持下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甚至准备发动一场反革命暴乱，以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在中共及国民党左派的坚定支持下，一改前期的姑息犹豫，成立了自任会长的革命委员会，一方面向英国提出严重抗议，另一方面坚决镇压商团叛乱，结果，仅几个小时的战斗，便将商团叛乱镇压，初步稳定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正在这时，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的推动下，于1924年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政府，北方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局面。为此，冯玉祥打电报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而张作霖、段祺瑞也假意表示欢迎。于是，孙中山为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决定不顾生命危险北上。10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3天后在宋庆龄的扶持下带病登上永丰舰，经香港、上海、日本到北京。

但是，北京政局很快发生变化，冯玉祥遭排挤出京，而组成的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执政府则主张“外崇国信”，以“善后会议”来反对孙中山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同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3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

可不幸的是，孙中山此时已至肝癌晚期。北上长途跋涉，又怒不可遏地一再痛斥段祺瑞的反动和右派分子的谬误，终致使病情恶化，以致一病不起，竟于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寓所，留下了《遗嘱》和《致苏联书》后，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九岁。另外，还留有《家事遗嘱》，从中也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品格。

孙中山遗嘱

孙中山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奋斗一生，殚精竭力，鞠躬尽瘁，耗尽了毕生精力，正如鲁迅先生所赞颂的那样，他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正是这样的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为自身的解放和富强而奋斗不止。

⑴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576页。

⑵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1981年版102-103页

⑶《普通全国的国民党》《向导》周报第21期，1923.4。